大学生村官创业问题研究——基于衢州市七里乡的观察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是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骨干力量,大学生村官创业为村民增收致富提供了途径。以衢州市柯城区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通过了解七里乡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基本情况,揭示了大学生村官创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通过深入分析问题的主要成因,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从拉票现象看当前农村的贿选 ——基于全国246个村3447个农户的调查分析

以全国246个村庄所获得的3447份问卷为研究基础,对当前农村选举中的拉票及贿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当前农村选举的拉票及贿选行为主要有程度深、形式多、影响大三个特点。农村拉票的多样化、复杂化和人情化让现实中的农村贿选存在着辨识难、治理难的困境;第二,当前农村选举中的贿选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贿选并不是当前农村选举的普遍现象,隐性贿选形式所占比重较大;第三,当前农村拉票贿选存续的社会文化根源是乡土特有的人情关系网络。     

闲暇消费中的妇女与村庄秩序——以鄂西北化村为例

在以机械化与化学农业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下,农业劳动不再是耗时耗力的活动,农民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闲暇。在以妇女为主要群体的村庄,闲暇消费成为村庄活动的重要的内容,而妇女在闲暇消费中的关系建构与享受态度,使以闲暇消费为中心的＂圈子＂成为新的村庄核心关系,由此改造了村庄中的关系结构、整合机制与村庄秩序。     

完善健全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思考

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然而由于大学生村官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融入现状难,各种待遇差,角色不明确和管理不科学等问题。要在实践中探索成功经验,从精心组织、严格选拔、任职培训,就任后的管理和保障等方面,完善和健全大学生村官工作中的各项制度,建立起长效的基层干部培养机制。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动向

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其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原因。研究表明：只有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高农民民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才能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推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制度的缺失、基层环境差及大学生自身的困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为此,要进一步从推动各项配套制度改革,改善基层环境,转变观念.提高大学生素质等方面解决好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     

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创新研究

建立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产业化运作及创新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从农业产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发展要素流通体系的发展完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运作的农业发展体系的构建，以及利益分配体系的规范，农业产业化支持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

风险概念因其直接关涉风险分配、权力与权利关系而具有宪政内涵,从而被接纳为法学概念。法学风险概念在法律系统的运作依赖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从拆村并居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的差别在于后者更关注风险沟通与风险评估,此二者有助于重构当下国家与公民的互信关系。因此一个扩大化的分析是,有关风险语境下政策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应建构在国家与公民二者关系的基础上,重视国家与公民关系对于处理风险议题具有重要作用。